据《炎黄春秋》 2008年第4期《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》数据统计,我国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,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,其次是经济建设费,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、科学、卫生、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。2000年数据显示,美国、俄罗斯、加拿大、泰国以及 印度的行政费用支出都在10%,中国却达到了25.7%,而从1982年到2005年,文教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支出增长了36倍,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到了76倍。
与此相应,存在另一组数据,据香港《文汇报》报道,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在深圳出席 2007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分析暨第八次全国白皮书工作研讨会时说,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显示,在城乡居民对近十年来获益最多群体的综合排序中,官员以 29.2%的最高票选成为居民印象中最获利的群体;演艺人员获得20.2%票数,私营业主获得17.7%票数,分列第二和第三位;国有、集体企业经营管理 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分别获得16.1%和14.1%的得票;位列最后三位的是农民、工人和农民工,他们分别仅获得1.3%、0.9%和0.5%的微量得票, 成为改革收益最少的群体。
中国的公务支出(行政管理费)为什么如此之高,而用于民生的文教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支出这么多年却不见多大改善。改革带来的收益得到共享(实际上这种共享是十分不均衡的),改革的成本却由占人口多数的老百姓承担。教育、医疗和房贷成为社会所公认的新的“三座大山”。
社会保障支出不单是一个福利问题,它也是影响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的重要因素。新“三座大山”等其他因素严重影响人民的社会安全感,面对改革的不确定性,人民的最优选择必然是尽可能积蓄更可能多的个人财富。对于广大老百姓而言,就是最大化个人银行存款(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,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以及国内可供投资渠道的短缺,中国老百姓进行多途径投资的可能性很小)。而对于积蓄的使用,他们大多是遵循“平滑”的方式的,即用经济繁荣时的盈余去填补经济萧条时的短缺。政府需要在短期启动内需市场,而老百姓需要的是从一身考虑“平滑”消费。在这场博弈中政府始终处于下风,因为老百姓压根就对利率不敏感,这也是多年来内需市场一直难以撬开一个关键因素。
所谓的中国人民向来就有高积蓄的习惯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,几千年来中国人民是多么的没有安全感,对现实的无助和对未来的彷徨才是内中本质(这也是各届政府不断重申政策方针是连续的一个重要原因,政策方针的连续才会消除人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)。
构建人民的社会安全感需要社会保障、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社会保障、国家变革的稳定需要社会保障。社会保障任重而道远!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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